佉卢字，起源于印度西北部犍陀罗，是一种用阿拉米字母书写的拼音文字，全称“佉卢虱底文”，又名“佉卢书”等。佉卢字字母数量各个时期不同，从22到57个不等，从右到左书写。公元初，成为贵霜王国的官方文字。2世纪后半叶传入于阗（今和田），曾与汉文合璧铸造钱币，世称“汉佉二体钱”，又称“于阗马钱”；亦用以书写买卖契约和翻译佛经等。3世纪初传入鄯善,成为当地官方文字，用于书写王室诰敕、籍帐、文契和信札等。5世纪以后，佉卢字不再行用。

焉耆-龟兹文，亦称“吐火罗语”，是公元3至9世纪居住在新疆地区操印欧语言的民族所使用的一种文字。20世纪初，一批焉耆-龟兹文文献陆续在新疆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被发现。它们用印度婆罗迷字母中亚斜体拼写，从左到右横向书写。焉耆-龟兹文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种方言：一种分布在焉耆-高昌一带，被称为甲方言或“甲种吐火罗语”，所记内容多为佛典；另一种仅限于古龟兹（今库车）地区，称作乙方言或“乙种吐火罗语”，记录内容多为世俗文书。此外，焉耆-龟兹文的另一个特色是记录了很多戏剧内容，这对中国戏剧史研究非常有益。

于阗文，是一种源于印度婆罗迷字母笈多王朝字体的音节文字，行用于5-10世纪，因发现于新疆于阗地区而得名。于阗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有关于阗文的最早记载见于《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于阗）条，谓其“文字宪章，聿遵印度，微改体势，粗有沿革，语异诸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阗文被重新发现。现存于阗文文献多为佛教典籍，如《金光明经》《赞巴斯塔书》等，亦有非佛教文献如《于阗沙州纪行》《甘州突厥记事》等，这些文献表明于阗文化深受唐文化影响，有的文书使用了同庆、天兴、中兴、天寿等年号，有的采用唐代官名，有的汉文、于阗文并用，或夹用汉字。

粟特文，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活跃于古代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东伊朗族人，所操语言为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粟特文，又称“窣利文”，曾流行于中亚及中国西北部，其字母源于叙利亚的阿拉米字母，有摩尼体、佛经体、古叙利亚体三种字体。据《大唐西域记》载，窣利文“字源简略，本二十余言，转而相生，其流浸广。粗有书记，竖读其文”。13世纪废弃。粟特文对回鹘文、蒙古文和满文的创制有极大影响。传世文献有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经典和书信等。

藏文，7世纪，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臣吞弥桑布扎等十余人到印度学习，参照梵文结合藏语实际情况创制了藏文。历史上，藏文有过三次厘定，现行藏文在9世纪初的第二次厘定中基本形成。藏文文献按时代可分为吐蕃时期的藏文文献、13至19世纪的藏文文献等。其中，吐蕃时期的文献主要有写本、金石铭刻、简牍等三类。历代藏族学者撰写和翻译了大量藏文典籍，明清两代在内地和藏区刻印了大量图籍，抄本文献更是难以计数。

回鹘文，回鹘于744年取代突厥，在漠北高原建立回鹘汗国，建政初期使用突厥文。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借用粟特文创制了回鹘文，广泛使用至15世纪。13世纪，蒙古族利用回鹘文字母创制蒙古文，16世纪满族又依蒙古文创制满文。回鹘文文献存世较多，敦煌藏经洞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出土大量回鹘文文献，其中除宗教文献外，还有社会经济文书和文学作品等。

西夏文，西夏（1038-1227）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地方政权，其地域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1036年，元昊命大臣野利仁荣借用汉字创制本民族文字在境内推行，自称“番文”，共有6000余字。元代称“河西字”，后世称“西夏文”。西夏文不仅在整个西夏时期使用，西夏灭亡后仍行用数百年。西夏文文献数量丰富，种类繁多，其内容涵盖佛经、儒家典籍、法律、历史、文学、辞书等各方面，还有碑铭、官印、钱币等。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29年重金购得一批西夏文献，成为国内西夏文献庋藏最丰富的公藏机构。

察合台文，察合台是成吉思汗次子，其封地在天山南北路及阿姆河、锡尔河之间，13世纪初建立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文是13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操突厥语民族使用的文字，因通行于察合台汗国而得名。察合台文文献十分丰富，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法、医药、天文、地理等多方面，较为知名者有《拉失德史》《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纳瓦依诗集》《情之所钟》等。

契丹文，契丹文是我国古代契丹族使用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是表意文字，创制于920年，脱胎于汉字，约有一千字以上。小字是耶律迭剌借鉴突厥文（一说回鹘文）而创制的一种拼音文字，无论大字、小字均采用了汉字式的字体。其时，契丹文大、小字与汉字并行，但在公文诏书中使用小字及汉字，大字仅作为书面文字使用。金灭辽后，契丹文仍被沿用，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明令废除。由于辽代书禁严厉以及战乱等原因，尚未发现流传至今的契丹文书籍。现存契丹文文献大多是20世纪以后陆续发现的石刻碑铭。因契丹文研究参考资料匮乏，截至目前，仅有少量词汇被解读，故被称为“二十世纪之谜”。

女真文，是我国古代女真族使用的文字。1115年，完颜部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女真人原无文字，阿骨打建政后，命丞相完颜希尹创制文字。女真文分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是金太祖阿骨打天辅三年（1119）借鉴汉字创制，小字在天眷元年（1138）参照契丹文创制。女真文在宋代史书中已有记载，努尔哈赤创制无圈点满文后，女真文逐渐停用。道光九年（1829），刘师陆和麟庆发现“宴台女真进士题名碑”，女真文遂引起学者关注。现存女真文文献有碑铭、铜镜、印鉴、题记等。

蒙古文，1204年，成吉思汗打败乃蛮部落，命该部掌印官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创制文字。塔塔统阿借用回鹘文字母创制回鹘式蒙古文，行用至17世纪初。1260年，忽必烈即位，命国师八思巴创制新字，即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八思巴文，于至元六年（1269）颁行。八思巴文作为元朝官方文字，译写过多种语言文献，行用110余年。元亡后，渐被废弃。17世纪后，蒙古文经多次改革，发生了明显变化。1648年，扎雅班第达在回鹘式蒙古文的基础上创造了适合卫拉特方言的托忒蒙古文。通行于其他地区的回鹘式蒙古文也逐渐形成了现行的老蒙古文。回鹘式蒙古文及八思巴文文献原件保存至今者不多，除了碑铭、印章和符牌外，还有少量图书和信函。托忒蒙古文及老蒙古文文献数量较多，内容十分丰富。

彝文，彝族主要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分东、东南、南、西、北、中六大方言区，各方言区语言、文字均有较大差异。彝文在汉文史书上被称为爨文、爨字、倮文、韪书等。彝文历史悠久，其起源时间说法不一，留存至今的彝文古籍大多是明清两代抄本、刻本，还有一些碑铭，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家族谱牒、文学作品、天文地理、祭祀等，是研究彝族历史文化及其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宝贵资料。

满文，满族先民女真人建立金朝后，曾借鉴汉文和契丹文创制女真文。1599年，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俗称“无圈点满文”“老满文”。老满文仅行用30余年，留存文献不多，最著名的是《满文老档》等后金时期文档，还有一些碑铭、木牌。1632年，皇太极令达海对文字加以改进，在满文字母旁添加圈点，有了较为完善的字母体系和拼写方法，具有区别于蒙古文字母的明显特征，俗称“有圈点满文”。现存满文文献多以有圈点满文书写。另有三十二体满文篆字，乃参照汉文篆书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创制而成。

纳西东巴文，纳西族大部分居住在我国滇西北高原上的丽江古城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等地。纳西族的文字包括两种不同体系的文字，一种是图画象形文字，纳西语称为“森究鲁究”（森即“木”、鲁即“石”、究即“痕迹”，意为刻在木石上的痕迹），有一千多个单字。另一种称为“哥巴特额”（即哥巴文），是标音音节文字，“哥巴”意为“弟子”。这两种文字多为纳西族民间信仰祭司“东巴”（意为“智者”）抄写经文时使用，因此统称为东巴文，抄写的经书称为“东巴经”。东巴经纸张多用当地树皮制成，质地粗厚，以当地自制竹笔和墨汁书写。

傣文，傣族主要生活在云南的热带河谷地带及温度较高的高原盆地。傣族历史上使用四种形体不同的文字，即傣仂文（西双版纳傣文）、傣那文（德宏傣文）、傣绷文和傣端文（金平傣文），采用印度字母的中南半岛变体。其中，傣仂文历史最为悠久，据史书记载，始用于1277年，在现存傣文文献中，以此种文字书写者最为丰富，多用铁笔刻于贝叶上。傣文四种文字皆自左而右、自上而下书写。傣文古籍以上座部佛教经典为主，政治、法津、文学、历史、天文、历法、医药等世俗文献也相当丰富。

水文，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一带。水文，亦称“水书”，水族语言称其为“泐睢”，有的是图画文字，有的是方块文字，其中一部分直接借用汉字谐音。在读音上或一字多音，或一字双音节，或文白音同义不同。水文从右到左直行竖写，无标点符号。水文文献多为水族先民卜筮的民间信仰文化典籍，源于《周易》，宋时受《象吉通书》等影响而趋于定型，明清时发展至极盛。此外，还有天文、历法、军事、农业等方面的水文古籍传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中，存有丰富多元的多文种合璧文献。这些宝贵的文化典藏是中华大地上历朝历代各民族人民的文献互译精品，不仅为各民族沟通交流、文化互鉴搭建了文化桥梁，而且时刻彰显着增进各民族彼此之间文化认同，塑造共同文化记忆，培养“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心理的历史实践。其是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成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并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重要实证，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资源。